医生不是上帝，但比上帝还重要。
一、七天七夜的坚持
本来活蹦乱跳的孩子，突然走起路来摇摇晃晃，连吞咽也变得异常困难，小潘的父母吓坏了，医院检查。
检查结果出来了，才九岁的孩子基底动脉长了一个巨大的动脉瘤。
所谓动脉瘤，其实并不是肿瘤，而是在血管壁上鼓出一个大泡。正常的动脉是三层，最结实的一层是中间的弹力层。发生动脉瘤的部分正是这个弹力层，它断裂变薄了，就像自行车轮胎磨薄了，一打气就起泡一样。
动脉内流动的可是带压力的血液，每一下来自心脏的压力都直接冲击动脉壁。天长日久，动脉壁会越变越薄，很容易破裂。这么大的动脉瘤一旦破裂，血液就会像三峡大坝泄洪一样汹涌而出，患者有25%的概率会顷刻死亡。这样的动脉瘤可能长在脑内血管的任何部位，治疗的要点就是把动脉瘤与主干血管隔离，不让压力传导入动脉瘤——要么开刀用金属夹子把动脉瘤夹住，要么用金属丝把动脉瘤填满。
小潘的动脉瘤就长在基底动脉上。
基底动脉位于脑干的前面，像小鸡蛋那么大的动脉瘤紧紧压着脑干，把脑干压成了弯弯的薄片。脑干可是生命中枢和大脑、小脑连接的通路，任何一部分受压都会有相应的神经功能症状，难怪小潘走路不稳，吞咽困难。这个位置非常深，周围全是神经和血管，开颅手术无论从哪个角度都够不着。况且这是个动脉瘤，压迫脑干是一方面，要命的是随时都有破裂的危险。
看到检查结果的一刹那，小潘的妈妈不禁失声痛哭：“这可是我们唯一的儿子啊！要是奶奶知道了，立刻能要了老人的命啊！”小潘的爸爸扶住妻子的肩头，眼里也盈满了泪水。
本来两个人正在打冷战，闹离婚，可是，孩子突然得了重病，这一家人的命运，变得不可捉摸起来。
那以后，小潘的父母几乎整天以泪洗面。两人在家商量，只要有一线希望，就不惜倾家荡产为儿子治病。
两口子带着小潘，医院，满怀希望而去，重重失望而归。医生告诉他们，小潘的患病部位特殊，手术风险太大，他们不敢做。
小潘的父亲无奈中只好向国外的医疗机构写信求治。世界上最权威的神经外科教授倒是很快回复了，说他们可以给小潘试着做手术，但小潘的病情很严重，做手术时很可能会死在手术台上。
手术结果未卜，而且环境不熟、语言不通，小潘父母最担心的还是万一有个不测，就得把孩子留在异国他乡。一想到这里，小潘的妈妈就心如刀绞。
一个又一个冰冷的消息，让小潘的父母绝望透顶。儿子吃饭越来越困难，每咽一口都要呛咳半天，紧张的他们又怕咳嗽重了动脉瘤会破，天天提心吊胆，恨不得自己能替儿子去经历这些苦难。
夜里，夫妇俩常常蒙着被子抱头痛哭；天亮了，还要装作信心满满去寻找治疗信息，给孩子以信心，或者说给孩子造成一种自己的病还有救的假象。
实在求医无门的小潘父母，经空军军医大学神经外科主任的介绍，得知北京的凌锋教授是国内治疗这方面疾病的专家，就怀着一线希望，带着孩子来到了北京。
通过仔细检查，凌锋决定给这位小患者做“介入治疗”。
凌锋教授年到国外学习了神经介入技术，她也是我国第一个到国外学习该技术的医生。这种技术是通过往动脉中插进导管，循着血管直接到脑内的各个部位实施治疗的一种微侵袭治疗方法。
对小潘这种开颅后从各个角度都难以触到病源部位的情况，介入治疗是最好的办法。但小潘的病情，凌锋教授也是第一次碰到。她和张鸿祺等医生们商量后，大胆地决定把两条供血的椎动脉用球囊闭塞，让动脉瘤形成血栓，最后吸收、缩小体积，减少对脑干的压迫。
张鸿祺疑惑地问道：“椎动脉是脑干的主要供血动脉，闭塞了椎动脉同时也就没有了对脑干的供血，不是一样有生命危险吗？”
凌教授沉思了片刻说：“我也担心这个问题。但好在这是个孩子，他自身的侧支循环能力很强。如果我们用抗凝药物使全身的血液不凝，以此来保证脑干血流的疏通，让其他地方的血管绕道与脑干血管相通，血液就可以供应脑干，保证脑干不缺血。文献上有这方面的报道，我在国外也看过这类的病例处理。这个手术的关键不是球囊闭塞血管的过程，而是术后抗凝的困难，因为我们没有那么齐全的监测设备和药物。”
“那时，我刚从北京医科大学毕业，在神经外科当住院医生，跟着凌锋教授一起治疗这个小患者。”张鸿祺告诉我。从医二十余年，当住院医生时对一个小患者的一次生命守护，让张鸿祺至今难忘。
“第一次见到这个小患者的时候，我也吃了一惊。原本是个聪明可爱的小朋友，医院的时候，动脉瘤已经把他折磨得不能动了。他的神情也像个小大人，脸上看不到少年应有的天真，而是明显地写着痛苦、煎熬，写着与年龄不相符的‘成熟’。”
介入治疗顺利完成，紧接着最关键的治疗就是抗凝。每个人对于抗凝药物的反应都是不一样的，尤其是这种复杂的疾病，没有一定之规，实际用药量多了还是少了，当时也没有什么检验能准确地显示出来。
“那个抗凝药——肝素，如果稍微给多一点，患者就可能出现血尿，甚至所有插着管子的地方都血流不止；如果给少一点，血流速度慢了，脑干血供就不够了，患者就会出现瘫痪，或者昏迷。所以你没有办法告诉护士每小时给多少量，过一个小时变成多少，你没有办法预测，只有坐在那儿看。如果他一直挺好的，那就这么着；如果稍微有一点变化，就根据情况加一点或者减一点。”
张鸿祺那时刚结婚三天。新婚燕尔，他就把妻子扔在家里，跟着凌锋教授天天坐在病床边上，盯着这个小患者，给他加减药量。好在他的妻子是个护士，非常通情达理，深深懂得医生对病人的重要性，她没有半句抱怨，家里的事也没让张鸿祺操一点儿心。
张鸿祺坐在病床边，密切观察着小潘的各种临床表现：小潘叫不醒了，或者一侧肢体无力，说明肝素量少了，就让液体走快一些；如果鼻孔或尿管有血，说明肝素量多了，就得赶紧让液体走慢一些。
那时候没有检验肝素抗凝的指标，没有微量输液泵，一切都靠临床观察。张鸿祺虽然刚刚结婚，但他也有一种父亲般的爱，他要用自己的爱来挽救这个小生命。小患者咳嗽了，小患者发烧了，小患者抽搐了……他都会揪着心去仔细调整药量，观察他的每一个细微变化。小患者的一举一动，都牵绊着他的心。
“这么一个小小的孩子，全身插满了管子：氧气管、胃管、尿管、中心静脉压管、输液管、滴药管、血压袖带、心电监护导线、手指氧分压监测，等等，把床围了个严实。
有一次凌锋教授去看他，一摸，身上滚烫，发高烧了！因为脑干受损以后，会有那种脑性的高热。小孩一旦发了高烧很可能惊厥，一惊厥缺氧，就可能造成全盘崩溃。她当机立断，立刻把孩子身上的被单撤掉，一只手拿起一瓶酒精泼在他身上，另一只手抓过来电风扇对着他吹。
她嘴上也不闲着，指挥护士马上用冬眠药，并把体温表插上给小患者测体温。一测，体温表显示40.1度！继续用电扇吹，又用上冬眠药，过了十分钟，降了一度，然后再慢慢地往下降。如果患者超过40度，很快就会惊厥，后果难以想象。这样的事常常发生，整个过程非常紧张。我们就这样过了整整七天七夜。”
小潘的父母在监护室门口也煎熬了七天七夜！
他们眼见着医生、护士急匆匆地进进出出，想问问孩子的情况，又不敢打扰医护人员的工作节奏。不问吧，眼见着孩子浑身插满管子躺在床上不能动弹，不知何时是个头！
他们白天晚上都不敢闭眼，唯恐一闭上眼，再睁开就看不见孩子了！他们眼巴巴地盯着监护室的大门，看着不断发生的危情此起彼伏，心也跟着上上下下，简直要崩溃了！最后他们决定长痛不如短痛，与其这样大人孩子都受折磨，不如放弃算了。小潘的妈妈找到凌锋教授，提出终止抢救。
凌教授小心地问道：“是经济有困难吗？”在医院里救治病人，往往会碰到这种十分尴尬的局面。
“不是，经济还能支撑，就是看到孩子太遭罪，不忍心。”小潘的妈妈说着说着又流出眼泪。
“是这样，”凌锋教授沉吟了一下对小潘的妈妈说，“从我的判断看，小潘还没到无法挽救的程度。小孩子的再生能力很强，尽管现在病情很重，但他对我们的治疗还有反应。可否再给我两周的时间，如果实在不行，再说放弃也不迟。”
张鸿祺告诉我，凌锋教授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她估计两个星期后，脑干的侧支循环会建立，供血可能会逐渐稳定下来。小潘妈妈一听，医生都不愿意放弃，父母哪有主动放弃的道理？就欣然接受了凌教授的建议，同意再坚持两周。
“当时，我们还不清楚这种病的治疗规律，不知道究竟用多少肝素抗凝效果合适，所以，必须时时观察。通过这个病例，我们对这种病有了较多的了解，在不断调整的过程中，也摸索出了一套抗凝方法。”
小潘终于从死亡线上挣扎了回来。在张鸿祺和小潘的故事里，仁爱的情愫，始终感动着彼此。
小潘和张鸿祺
张鸿祺感慨地说：“从凌锋教授身上，我真切地感受到了那种‘大医精神’，就是把挽救患者的生命放在第一位，用尽一切手段，把患者及其家属从绝望的边缘拉回来。”
他说：“其实人类大脑中的血管像水田里的沟渠一样是互相交通的。我们把脑动脉瘤主要供应的血管都堵塞了，可以靠其他地方的血管迂回过来代偿。但这种代偿需要一定的时间，在代偿血管还没有建立之前，供应脑干的细小血管很容易形成血栓，一旦形成血栓，代偿血管就通不过来了。所以我们就用抗凝的办法让血液不凝，保持血管通畅，等待‘援兵’到来。这个‘援兵’，就是来自周围其他地方的侧支循环。”
他十分感慨地说：“这次治疗就像那场著名的黑山阻击战。年，在今山东平邑县武台镇白马关一带，华东野战军以一个营的兵力阻击国民党一个师的北进援兵，以保证华野的部队能全歼泰安守敌。这一仗打得十分艰苦，全营死守阵地七天七夜，终于赢得了战争的胜利。”
“我们治疗的那段时间就是在扛着死守呢，必须扛到它周围的血能够过来。凌教授根据她的知识，认为这个过程需要两周，结果还真就是两周。”
到了第三周，小潘的情况越来越好，肝素也开始减量了，医生、患者和患者家属共同扛过了最难的时候。
治疗一个月以后，进医院时已经不能行动的小潘，走着出了院。
出院时，小潘的父母拉着凌锋和张鸿祺的手千恩万谢。告别的时候，小潘的妈妈抱着凌锋，哭得一塌糊涂，嘴上不停地说：“是你们救了我们一家人的命！”
一年以后，再来复查的时候，曾经命在旦夕的小潘竟然可以踢足球了。
小潘长大后，去了国外留学。留学回国，开了公司，当了老板，也娶妻生子了，小日子过得红红火火。
让张鸿祺同样欣慰的是，小潘的父母有了相依相守陪伴孩子住院的经历后，再也不闹离婚，而是和好如初了。
“你救了一个人，就等于救了一个家庭。”张鸿祺自豪地说。
张鸿祺说：“后来，有一次我去西安出差，已经长大的小潘知道了，特意跑到宾馆看我。我当时很感动，对人生也有了新的思考。”
他说：“从医生的职业来说，我们付出了心力，但也得到了很多。比如，患者反馈回来的信息，总会触动内心的某个点，让自己获得喜悦感和满足感。这种快乐，是做其他任何事情都无法获得的。”
回忆往事，张鸿祺的脸上洋溢着一种幸福感。
一心一意把病人治好，七天七夜不眠不休，在张鸿祺的尽职尽责里，也充满着仁爱。这种仁爱，一直贯穿在张鸿祺的从医过程中。
二、有担当的爱
一个19岁的藏族女孩，名叫多吉措（化名），在北京打工。那年春节，她突然昏迷，右侧偏瘫，医院。
医院神经内科，值班医生根据多吉措的症状迅速做出初步诊断：急性脑缺血。为了尽快救治女孩，神经内科紧急启动急性缺血性卒中绿色通道。
接下来进行的CT检查提示：多吉措的脑缺血是颅内大动脉急性闭塞所致。这种情况，如果不尽早疏通闭塞的血管，很可能出现大面积脑梗死，等待这个19岁少女的将是严重的伤残或生命的殒落！
这么年轻的脑梗死患者很少见，像她这样医院时就已经出现昏迷、偏瘫和失语等症状的小姑娘更是少见。
医院立即为多吉措进行紧急会诊。医生们考虑到多吉措的病因不明，医院时发病已超过四小时，不适合做静脉内溶栓治疗，经动脉内直接将栓子取出效果会更好。结论一出，神经内外科医生迅速联手，准备以最快的速度为她进行介入手术——动脉内直接取栓。
大脑的组织是特别娇嫩的，耐受缺氧的时间仅六小时，所以一旦动脉血管被堵住了，就要用最短的时间去疏通。
以前的常规方案是静脉用药溶化堵塞的血块，但这样需要的药量会很大。如果血管堵塞的时间长一些，脑组织被破坏的程度就更大，大量溶栓剂还会造成继发脑内出血的风险。所以，只能在血管堵塞四小时内溶栓。
实际上，很少有病人可以在这么短的时间内送医，大量的病人因此得不到有效治疗。近年来，由于材料学和工艺的发展，医生可以用很细很软的导管和导丝网伸入大脑远端弯曲的血管内，把血块拉出来。这样就能立即开通堵塞的血管，满足大脑供血。根据国际上循证医学的研究，经过取栓治疗的病人，术后遗有偏瘫、失语等并发症的比例明显少于其他治疗方法，是国际上普遍推荐的方法。
医院的神经介入治疗中心是全国神经介入普及和培训的基地，也是新技术、新业务的主要发源地，自然很熟练地掌握了这样的技术。
但这毕竟是一个手术，医院的相关规定，做介入治疗手术，家属必须知情、同意并签署手术同意书，还要预付押金。可当时多吉措身边没有亲人，只有认识不久的朋友。
救人要紧！考虑到多吉措的特殊情况，当天值班的张鸿祺迅速报告院总值班，要求先做手术，并在院行政部门备了案。
张鸿祺知道，这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早一分钟做手术，多吉措就会离死神远一些。
他调动所有知识储备和既往经验，在大脑里紧张地制订着计划，同时还必须尽早通知家人，医院规定的必要法律程序。
医院的朋友那里问到了多吉措家人的电话号码，他的心刚要放松一些，却又遇到了新的问题：电话打过去了，多吉措远在青海的父母却不会讲汉语，无法沟通。
情急之下，张鸿祺又去找多吉措的朋友，这回要到了她姐姐的电话号码。
当时正值春节期间，多吉措在深圳的姐姐警惕性很高，接到从北京打来的电话，还以为是“骗子”，当即把电话挂了。
张鸿祺知道言语已经没用了，马上用手医院就诊的照片，发给她的姐姐，并介绍了多吉措来院时的情况、病情发展医院要采取的措施。对方看到妹妹躺在医院的病历，这才相信了他。
终于，张鸿祺在十分钟内取得了多吉措姐姐的信任，并由她授医院的朋友，完成了治疗前需要的知情同意和所有的法律程序。
很快，取出血栓的介入手术开始了。多吉措颅内的部分血栓非常硬，牢牢地堵住了颈内动脉主干。当天进行取栓介入手术的张鸿祺和另一位大夫马妍精诚合作，终于成功完成了手术，打通了她左侧颈内动脉，颅内供血恢复正常。
术后一天，清醒后的多吉措转入了神经内科病房继续治疗，并很快康复出院。
在正常情况下，术前完不成这些手续，医院行政部门如不承担责任，手术就无法实施。也有医生考虑到患者的生命状况，在没有家属签字的情况下给患者做了手术，事后却遭到家属的责难和诉讼。不是还有抢救时医生剪了患者的衣服，后来家属要求赔偿衣服的吗？法律并不管当时你的心情有多着急、患者的病情有多需要，只要没有完成必要的法律手续，直接就可以判处医生违法操作。
这种吃力不讨好甚至最后吃官司的事，媒体上屡有报道。法律界人士和医务人员曾有过不少讨论，但情感在法律面前总是苍白的。也曾经有过报道，一个孕妇难产，因为家属不签字，医院无法手术，最后大人孩子一起死亡。面对这样的情况，也许有些人会说，这是法律规定，我们不能违法。
这些说法没错，遵守法律是前提，但一个以救死扶伤为己任的医生遇到这种情况时，人性的光芒会照亮他的心扉、开启他的智慧，他会想尽一切办法跟家属或患者沟通，既抢救患者，又完成必要的法律程序。
在张鸿祺的从医生涯中，类似的故事还有很多很多。在凌锋教授看来，这就是好医生的责任感。当医术与人性碰撞在一起的时候，人的生命便会绽放出绚丽的花朵。
张鸿祺在做介入手术
好在最高人民法院在年12月13日发布了《关于审理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该解释明确规定，
对于抢救生命垂危的患者等紧急情况，不能取得患者或者近亲属意见的，医务人员经医疗机构负责人或者授权的负责人批准立即实施相应的医疗措施，患者因此请求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的，不予支持；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怠于实施相应医疗措施造成损害，患者请求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的，应予支持。医院紧急救治免责的具体情况，体现了鼓励和维护医疗机构在患者处于紧急情况下积极施救的价值导向，为医生更好地救死扶伤提供了司法保障，同时也有利于保障生命垂危等紧急情况下患者得到及时救治，维护其生命、健康权益。
三、从理性到人文的桥梁
宋女士曾经是一个活泼的人，爱说爱笑人缘好。但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她不爱讲话了，也懒得动，整天躺在床上，脖子都躺得僵硬了。她感觉自己的反应也越来越迟钝，甚至喝水都要人帮助。
渐渐地，她的身体又出现了其他严重症状：手经常会莫名其妙地抖动，而且无法控制，同时四肢僵硬，呼吸困难。医生说这是癫痫，发作起来还会大小便失禁，失语，甚至意识一过性丧失。
医院经过CT血管造影检查，发现是颈内动脉颅内段多发性动脉瘤。患有这种动脉瘤，整个动脉段的血管壁结构都不好，就像一个长长的红薯，疙里疙瘩。血管壁厚薄不均，血管粗细不匀，有的地方鼓起一个大包，有的地方又非常狭窄。这样结构的血管，血液在其中流动时会形成涡旋，涡旋是形成血栓的主要原因，一旦形成血栓，就可能造成脑梗死。
医生说，这种病十分少见，无论是开刀手术还是介入的栓塞治疗都很难。在动脉瘤治疗方面没有医院，都不敢接收这样的患者。医院建议家人带她去杭州、上海、医院寻找治疗办法，医院和医生。
毫无疑问，这是一次艰辛的求医之旅。
根据当地医生的推荐名单，家属带着相关检查资料一路求治，悬着的心却始终没法放下来。医院就两种声音：一种是说手术做不了，风险太大；另一种是说可以做手术，但成功率仅有40%—50%。
做手术风险大，等于告诉你，这是花钱受罪还没救；不做手术，风险同样很大，动脉瘤随时可能破裂出血，这不是在脑子里埋一个不定时的炸弹吗？还真不如定时炸弹，好歹也知道还有多少时间可以享受人生。而这不定时炸弹，随时随地都有可能破裂，喜怒哀乐都不敢，举手投足也恐惧，这还怎么过日子！
最要命的是，有些医生根本不给你最基本的参考意见，而是让患者和家人自己决定要不要做手术。
而患者和家属此时已经没有能力做出任何决定：做或不做，都几乎在宣告一段生命的终结。
患者家属说：“当时，我们心里真的很矛盾，真不知道该怎么选。”看到宋女士眼神里流露出来的绝望和无助，家人的心彻底碎了。在两难选择面前，家人哭了一场又一场，但决定还是难以做出。
没办法，只能继续前行，接着去走求医问药之路。那时，他们多么希望有一位医生能清楚地告诉他们到底该怎么办。
宋女士和家属抱着再试试看的心态来到之前的医生为他医院——北京医院。看了张鸿祺的门诊，听了张鸿祺的解释，他们悬着的心才终于放了下来。
张鸿祺在看门诊
“张鸿祺主任耐心听完我们啰里啰唆的描述和顾虑，这一下子就让我们放松了许多。他仔细检查了病人的各种表现，反复看了片子，才建议我们应当进行手术。他说这种特殊病情的脑动脉瘤不能用常规的动脉瘤夹闭术或单纯的介入栓塞治疗，而是要夹闭主要供血动脉，同时做颅内外血管搭桥手术。这就好比一个泥潭，直接铺路或蹚过去都有没顶的风险，但如果我们绕过去，架一旁路，风险不是小很多吗？根据他的评估，手术风险约为20%。”
听了张鸿祺的建议，患者及家属的心里豁亮了许多：“与其每天像坐在火山上煎熬，不如冒20%的风险，至少还有80%的成功率嘛！就是让我碰上这20%的风险，我也认了！不做不是风险更大吗？”他们当即填写了住院申请单。
为了保证手术成功，张鸿祺主任组织了全组人员认真讨论，反复测试患者的脑血流状况。他还安排了两组人马，一组做高流量架桥手术，从胳膊上取下一段动脉，直接从颈部移植到脑内，同时夹闭动脉瘤血管的近端，绕过这些疙里疙瘩的血管；另一组开颅，在颅内夹闭供应这些动脉瘤血管的远端。
张鸿祺亲自为这位患者做了手术。手术过程中始终有皮层脑电图监测着大脑缺血的情况，一旦供血动脉血流减少，脑电图就会有异常电位改变，他就立刻开放血流。参加手术的两组医生共6人，加上1名脑电图检测医生、2名麻醉师、3名手术护士，前后共12人，历时13个小时，从早上9:15开始直到晚上22:14结束。手术圆满成功：阻断了供血动脉，架桥血管通畅，患者术后无任何缺血表现。
让患者家属感动的，不仅是手术的成功，同时，“所有参加手术的医护人员没有一个人要红包！果然是名不虚传的好医术、好医德！”
好医术，好医德，这是张鸿祺身上的两个特质。
什么是好医德？
凌锋教授曾经说过，“大医精诚”是每个行医者入门的准则，其实质就是设身处地、感同身受。
就像这位患者，你若切身感受到她的焦虑和痛苦，就不会简单地告诉她治也有风险不治也有风险。医学是不确定的科学，治疗一定有风险，但假如病生在你身上，你希望医生如何告知你？是尽量想办法帮助你，掰开了揉碎了跟你分析病情，同时告知你采取的措施、风险的比例，最后再让你做决定？还是直接让你自己决定做与不做，后果自负？绝大多数的患者是讲道理的。
把道理讲清楚，讲明白，患者会做出判断和决定。
真正的好医生就是像张鸿祺这样的人，处处站在患者和家属的角度想问题：要是自己的亲人来手术，你会选择什么样的方案？“你的命有多重，病人的命就有多重。”
这是我们从理性到人文的一座桥梁。
张鸿祺是凌锋教授的学生，一毕业就来到了凌教授的身边。说起张鸿祺来面试的情景，凌教授一脸慈祥，24年前的一幕就像昨天那样清晰：
“我是在门诊结束后见他的。他穿着一件黄色的不大合身的西装，个子不高，很虔诚地走进诊室。我跟他聊了他的学习情况和他的志向。有几点让我记忆犹新：一是说到他的学习成绩，他说是班上男生中的前几名，特别强调女生学习都很厉害。二是对神经外科的挚爱：一定要找到一个能接收医院，医院可以接收他，但不能让他做神经外科医生，他宁肯回到家乡运城。说这话时，他眼睛里流露出来的渴望和求知的神情以及坚毅的目光，令人难以忘怀。”
也许正是这种坚持打动了凌锋教授，她在人事部门已结束招聘的情况下反复做工作，使医院最终接收了这个学生。事实证明，正是这种对事业的挚爱，锻就了张鸿祺不知疲倦的体力和锲而不舍的毅力：他可以连续手术近20小时，可以为了一个课题研究几天几夜不睡觉！
“从内心来说，医生也是人，也有惰性。做一个大手术，体力、毅力以及心力都处于一个艰难博弈的过程，但医生为什么要甘愿放弃休息、放弃业余生活、冒着巨大的风险去抢救病人呢？因为当医生的人都有一种慈悲，都愿意用自己学到的知识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一个神经外科医生最大的快乐莫过于当他费尽心力手术了十几个小时后，巡视病房时看到患者清醒、安全，慢慢恢复健康，不再恐惧和绝望。那时所有的苦和累都烟消云散了，都值了！是医生用智慧、技术和体力攻克了人类自己的灾难，让生命得以存续。当患者完全恢复了健康，一家人乐呵呵地站在你面前说声‘谢谢’，那种职业的满足感是用什么都换不来的！”
四、誉满全球的贡献
脊髓血管畸形的治疗是张鸿祺继承自凌锋教授的衣钵，他又将其发扬光大，如今已是誉满全球。他和他的团队至今已治疗了多个患者，并对其进行过系统的分类和整理，手术痊愈率高达89%，无论是治疗的效果还是治疗患者的数量都已达到世界首位。
张鸿祺的硕士研究课题就与此有关：“脊髓血管的胚胎解剖和发育的研究”。这是一个从来没人做过的课题，要给不同胎龄引产的胎儿做脊髓血管墨汁灌注，研究脊髓血管的胚胎发育过程，找到血管畸形发生的时间点和解剖关系，为日后治疗找到最佳途径。
那时他日夜待在实验室里，实验不同配制、不同浓度、不同品牌的墨汁和染料的灌注，拍了上万张照片。
每当他发现一个奇怪的或有价值的情况，都会兴奋地给凌教授打电话，有时甚至是半夜，请教或分享他的发现。有时为了一个标本，他医院的妇产科手术室门外等待引产出来的胎儿。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张鸿祺不是仍奔波在医院之间，就是在实验室里挑灯奋战。通过对上万张照片的分析，他得出了前所未有的研究结果，在世界学术会议上发表，引起了轰动。
三年的硕士和三年的博士，他做的都是脊髓血管畸形的相关研究，还练就了显微外科手术和介入栓塞手术两种都能做的本领。他研制的术中三相造影（血管造影、荧光造影、美兰造影）的复合手术方法，堪称世界首创，在国际介入神经放射大会上被誉为“革命性的创造”。他被邀请到许多国家去做示范手术或治疗患者。
这些经历造就了他坚忍、持久、爱钻研、不言败的性格，也造就了一个累不倒、拖不垮的“张坦克”——这个绰号是凌锋教授起的，那次他做了一天手术，又来了急诊，在等病人的间隙他躺在大厅的沙发上酣睡，凌教授恰巧路过，拍下了这珍贵的一幕。这张照片被凌教授当作神经外科医生最能战斗的事迹在全院大会上报告，“张坦克”的“美誉”也传遍了全院乃至全国！
张鸿祺睡在沙发上
张鸿祺不仅为脊髓血管的胚胎发育研究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他的战斗精神和精益求精的自我要求也激励和鼓舞着年轻的医生们——他可以为搞清楚脊髓血管畸形的任何一点残余而反复造影，一点点切除直至完全清除。“张坦克”成为一段佳话，但个中的艰辛只有张鸿祺自己知道。
有个患者让张鸿祺非常难忘。那是一个只有16岁的女孩，刚得病时背部疼痛，四肢无力，但一个星期左右症状又消失了，家人也没有太重视。没想到，两年多后这个小姑娘再次发病，双腿疼得走不动路，几天后又莫名其妙地恢复正常。
医院检查，做了磁共振，确诊患了高颈段脊髓海绵状血管瘤。但因为病变的位置高，又在脊髓前方，手术难度非常大。医院，专家的意见都是不做手术可能会四肢瘫痪，但是由于血管瘤位置特殊，即便做手术，手术过程中患者也可能四肢瘫痪或者手术后四肢行动不便。
家属毕竟不是专家，第一次带着孩子看病时，孩子的活动还算正常，只是四肢皮肤偶有麻木，所以对病情抱有幻想，下不了决心做手术。
第二次发病后，家属慌了，在网上和医院的介绍下找到了医院，挂了张鸿祺教授的号。
张鸿祺仔细检查了患者的情况，并详细比对了两次出血后的片子以及血液吸收后的状况，说：
“脊髓海绵状血管瘤不是肿瘤，而是一种先天性的血管畸形。它是由很小的血管上皮组成的小血管泡集在一起，像桑葚一样，有的时候会跟静脉连在一起。这些小血管泡因为壁很薄容易破裂出血，虽然出血量很少，但发生在功能最密集的脊髓内，就会导致肢体瘫痪。
我看还是要手术。虽然现在表面看起来一切正常，但据我们的经验和国际上的文献报告，这种出血的风险一般为11%，如果有过一次出血，再次出血的风险就会上升到20%。而且每次出血后所造成的瘫痪程度都会增加，一旦有了严重的瘫痪，再恢复的可能性就很小了。这个孩子已经出了两次血，再出血的风险和瘫痪的可能性都很大。如果是我的孩子，我会给她手术。”
患者家属从来没听到过如此详细的解释，特别是最后一句话，让他们眼泪都下来了：“北京神经外科方面的专家我们几乎看了个遍，只有张鸿祺教授对这个病说得如此到位全面，态度又好，又为患者着想，待病人像亲人一样。他打消了我们的顾虑，我们当即决定做手术。”
那次手术做了八个多小时，术后恢复非常好，患者第八天就出院了，回医院又住了一个月做康复治疗，就完全康复了。
可是患者家属哪里知道，这八个小时对张鸿祺来说是多大的压力和考验！但他凭着对脊髓组织的深刻了解和精准的操作手法，让患者俯卧在床上，从后正中皮肤切进去，绕到脊髓侧前方手术，所有的动作都是倒着看和倒着做的，像在鼻烟壶里画画一样，小心地把血管瘤“雕”了出来。
这八个小时，有多少人在手术室里为患者操劳！手术中间对患者四肢所有感觉运动功能的神经电生理监测一刻也没停，张鸿祺才敢在脊髓的这个禁区大胆动刀。对脊髓的损伤减少到最小，康复的可能性才更大。
张鸿祺说：“病治好了，患者自然心存感激。其实，他们哪里知道，手术曾经多么惊险和紧张。那一刻只有神经外科医生最清楚，天堂和地狱的距离近在咫尺！他们能恢复得这么好真是幸运！面对疾病，医生和患者要双向支持，外部的信任和鼓励能让医生的内心产生动力，让医生的信心更足，让自己更有劲儿。”
面对突然而至的大病，没有一个人会是超然的。
少女小何14岁时偶然感觉四肢无力，背痛，但一个星期左右，症状消失了。这并没有引起她和家人的足够注意。
两年多后，她突然再次发病，双腿疼得走不动路。奇怪的是，三天后又恢复了正常，但这次就没有那么轻松了。尽管表面似乎正常，小何的心里却充满疑惑：这到底是什么病？怎么忽来忽退、来去无常呢？还会再来吗？来了我怎么应对？她整天胡思乱想，寝食难安。
果然，没过几个月，她就又强烈感觉到双腿莫名地疼痛。跟上次不太一样，这次是一种从未有过的闷疼的感觉。对疾病的无知所带来的恐惧时刻笼罩着小何。她觉得自己好像从阳光明媚的地方猝不及防地坠入了黑暗之中。她正值青春年华，却忽然发现，一切在不知什么时候就已经全都不对了，美好的梦境突然之间就碎了。
小何的家人不敢怠慢，医院检查，结果被告知，小何患上了颈胸段脊髓髓内血管畸形。
因病变位于颈胸髓的前方，从后面入路完全看不到病变。有人建议从脊髓前方做，那就要开胸，切除椎骨。由于位置十分深，术野非常狭小，手术难度和创伤都很大。
有个知名专家看片时说，不做手术和做手术的结果是一样的，那就是四肢瘫痪。
听了这个结果，小何当时就瘫坐在医生办公室里，吓得一步也挪不动了。
她后来回忆说，那种感觉很奇怪，你一直以为自己很健康，身体仿佛好好的，即便有些预感，也并无大碍，可是忽然之间，你就被贴上了标签，成了不治之症的患者！
她说，普通人难以想象收到诊断结果那一刻的感受，就仿佛忽然收到了死神签发的通知书，你的一切从那一刻起完全改变了！
小何的家长也吓得六神无主，做手术吧，风险那么大，结果完全不可控；不做手术吧，万一像专家预言的那样，突然瘫痪了，一生都要坐在轮椅里，就后悔莫及了，人世间最难买的就是后悔药了！小何不敢想象那种状态。
奇怪的是，小何的病症与其他患者的表现迥异，去医院看病时四肢行动正常，只有四肢皮肤有的地方有些麻木。别说家长，连医生也下不了决心做手术。
小何的家人又带她去医院，医院能治该病的外科知名专家给出的意见出奇地不统一：一半建议手术，一半建议观察。
无奈之下，小何和家人直接回了家。
没过多久，小何再次发病，又是蛛网膜下腔出血，直接被家人送进医院。
张鸿祺说：“必须手术了。虽然现在患者一切正常，但是反复出血的情况使再次出血的概率变成了12%—20%。每一次出血都有瘫痪的风险，而这种瘫痪的程度是不可控的。我们的手术是从脊髓后方做，虽然表面上看不到病变，但我们有术中三相造影的复合技术，可以准确定位，精准切开脊髓找到病变。我们还有术中的电生理监测，如果发生电生理波幅减低，我们可以立刻停止手术的干扰，等待电波幅的好转。手术当然也有风险，但造成完全瘫痪的风险仅为1%。术后最多是部分感觉麻木、肢体无力，但经过康复治疗也会有很大好转。”
小何的家人不敢再犹豫，相对于整天坐在火山口上的惶惶不可终日，下决心一搏也不失为一个选择。况且经过比较，他们认为张鸿祺对这个病陈述得全面到位，让人产生信赖感。
更重要的是，医院在脊髓血管病的治疗方面居世界首位，他们的医生都经过严格的显微外科训练，能做很多细如发丝的手术，把命交给他们放心！小何和家人打消了之前的种种顾虑，当即决定由张鸿祺给小何做手术。
脊髓血管畸形是一种先天性的疾病。胎儿在子宫里的早期，不知是什么原因，脊髓的某节段血管没有发育好，动脉和静脉直接相通了，没有毛细血管那一层来缓冲和供应神经组织。动脉血直接流入静脉，就像壶口瀑布的水直接流到了一个小河道，那个压力和流量对小河的河堤是极大的冲击，使它时时都有决堤的危险，同时脊髓的神经组织也得不到足够的血液供应和营养。因此，手术切除这团畸形血管，就是为了减少决堤的风险和让正常的血液循环供应神经组织。讲起来很容易，实施起来非常困难。大家都知道，脊髓只有手指粗细，却集中了指挥四肢感觉、运动和大小便功能的所有神经。任何一点小的干扰，都可能导致瘫痪和大小便失禁。而血管畸形就像泥鳅穿豆腐一样跟正常的脊髓组织缠绕在一起，切除畸形血管时随时可能损伤神经组织，不切干净又可能复发。
怎么才能做到既切除病变又保护脊髓呢？这个世界性的难题，张鸿祺跟他的导师凌锋教授已经研究了30多年。
他们共同创立了介入治疗和手术切除的联合方法治疗脊髓血管畸形，把治愈好转率提高到84%，达到世界最高水平，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但张鸿祺还不满足，他仍然在为那16%的患者探索更好的治疗方法。
复合手术的三相造影就是张鸿祺研究的新方法，可以在手术中注射造影剂做血管造影或介入治疗，也可以注射美兰（一种血管内的染色剂）辨别动静脉，还可以向静脉内注射荧光素钠，在术野中观察有无残余血管畸形。这个方法一下就把手术治愈率提高到了89%！
小何住院后，张鸿祺非常谨慎，他仔细分析了专家们治疗方法的分歧，对手术结果也做出了各种不同的预测、预案。
一切都准备停当，小何被推进了手术室。
手术打开椎管，面前的血管乱如团麻，难以分辨动脉和静脉，看上去都是鲜红色的扩张血管。万一没辨认清楚，先把引流静脉阻断了，供血动脉依然存在，有来路血供而无去路回流的畸形团就会怒张，甚至破裂，那将是一场灾难！
张鸿祺沉着地先给病人在股动脉内植入动脉鞘，选择性地在相应供血动脉内注射美兰，瞬间红色乱麻一样的血管团先后变蓝，先变蓝的就是动脉。张鸿祺准确地阻断了供血动脉，这就像掐住了毒蛇的七寸，整个血管畸形团很快就变得驯服了。整整八个小时，在三相造影的帮助下，张鸿祺一根一根准确地找到病变，小心地切断。
他心细如发，每次仅在畸形团上操作，极少触及脊髓。他手轻如羽，即使要牵拉和切开脊髓，也是在术中电生理监测下进行。监测没有出现一次报警，术中造影也没有任何畸形血管的残留，他完美地完成了手术！
小何及家人的感激自不待言。但对张鸿祺们来说，他们又一次用责任担当和技术自信战胜了病魔，也战胜了自己！
有人会说，艺高人胆大。张鸿祺技术好，当然敢在这些禁区手术了。但为提高这个技艺，张鸿祺可是花了20年的时光！他在实验室的彻夜鏖战，在手术室的殚精竭虑，在图书馆里、电脑上、书海中的拼命苦读，都是为了要努力提高自己的技艺，掌握向病魔挑战的有力武器。
张鸿祺与凌锋教授一起手术
张鸿祺告诉我，当医生的初衷不是为挣钱，而是要帮助别人脱苦去难。
其他所有挣钱的途径，都要比当医生容易得多。当医生要一辈子学习，一辈子吃苦。
许多人对医生不理解，下班为什么不回家？为什么可以四小时完成的手术，却要做八个小时甚至更长的时间？为什么死乞白赖地去做难度高、风险大的复杂手术？为什么要拼命攻克那些难以攻克的难题？
回答也很简单：就是为了能多救一个病人，能多让一个生命健康、美好。
五、启动人体自洽的奥秘
年冬天，张先生觉得自己的腰很疼，开始并没有在意，以为是腰椎间盘突出，可是疼痛日益加重，到医院一检查，才确诊是脊髓血管畸形。当地医生对此病束手无策，建议他到北京找张鸿祺。
手术很顺利，张先生也总算逃过了一劫。
那天，张鸿祺正在为张先生做检查：“您恢复得不错！肌肉和神经都恢复了正常功能，大小便得到了控制，有了知觉，脊髓也没有变性现象。”
经过磁共振检查，张先生的脊髓内已完全没有血管畸形病灶了。病人恢复得很好，张鸿祺的脸上露出了欣慰的表情。他说，脊髓血管畸形患者术后很可能出现脊髓损坏现象，这不是手术的原因，而是疾病造成部分脊髓细胞死亡。
他和蔼地对张先生说：“您的脊髓没受影响，状况很好。”接着，他还让张先生在诊室里走了几步，虽然动作的协调性不是那么好，但不了解内情的人根本看不出这曾经是个几乎瘫痪的重病人。张鸿祺继续鼓励他：“才刚刚半年，就康复得能够自理了，接着努力，康复效果会更好。”
张鸿祺说：“通常来说，完全恢复到像正常人那样的状态概率不大，但只要坚持康复治疗，恢复正常生活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他叮嘱患者家属，让他们不要太紧张，因为康复需要患者和家属都保持平和的心态。
“我一直在寻找治疗脊髓血管病的最好方法，通过努力取得了一定成效，为患者减轻了痛苦，再辛苦也值了。”张鸿祺说，“在我的内心深处，每一次成功的手术，都像制作完成了一件精美的艺术品。由于作品的特殊性，不能拍卖，不能转让，更不能让子孙后代继承，但在此过程中，会获得无上的成就感和荣誉感。”
张鸿祺不但重视手术，也同样重视康复训练。
他说：“手术并不是患者摆脱疾病、完全治愈的直通车。患者要恢复到健康状态，还需要后续的康复治疗，这非常关键。脊髓血管畸形会造成很多脊髓神经细胞死亡，使患者行动不便。已经死亡的神经细胞不能再‘起死回生’，要让肌体维持正常的功能，只能让活着的细胞干更多的活儿。康复的主要过程就是修复未死亡的细胞，激发有功能的细胞发挥更大的作用，达到补偿的效果。”
很多患者以为手术后病情会自然变好，就不坚持长期的功能训练；或因为术后感觉行动不便、身体疼痛，所以能不活动就尽量不活动，对于医生要求的康复训练，也经常抛诸脑后；也有的人过于急躁或自暴自弃……这都会对恢复造成负面影响，以致出现“本来可以走的，结果常年靠轮椅生活”的憾事，张鸿祺对此很忧心。
“康复是在正规康复医师引导下完成的，患者手术后一定要接受康复训练，这样才能使受损的肌体功能慢慢恢复。”张鸿祺说，“康复训练不能马虎，家属也应该尽力配合和支持。只有帮助患者持续接受治疗，才能达到最大限度的恢复。在可能的情况下，一定要适度运动，运动量在患者的承受范围内就可以。”
凌锋教授经常组织科内的医生研究系统医学，并与一些哲学家、医生一起撰写出版了专著《系统医学原理》。
系统医学告诉我们，人体的健康是一个稳态，人体同时有巨大的自我纠错和恢复能力。
医生要尊重人体的自我恢复，同时加以适度的干预，促进肌体恢复。神经的恢复也是一个不断刺激、不断自我反馈的过程。康复就是一个创造反馈的治疗理念。通过机械物理和人工动作，大脑和脊髓产生负反馈机制，从而形成自我的协调动作。这就是神经重塑，康复训练是达到神经重塑的最好途径。这正是康复的作用和人体的奥妙！
六、彰显医疗外交家风范
年，主席首次访问了加勒比地区的岛国——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共和国。当时他们的总统向主席请求医疗援助，特别是神经外科的专家队伍。这个任务被迅速传回国内，并很自然地落到了北京神经外科最强的医院。
年8月，张鸿祺受北京市卫计委委派，成为中国派驻特立尼达和多巴哥首支医疗队的队长。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位于中美洲加勒比海南部，人口万，面积平方公里，是传统的英联邦国家。人均GDP高于北京，人民生活安逸，社会福利丰厚，但医疗卫生条件却参差不齐。
医院有最先进的医疗设备，但可能连最基本的医疗药物都没有。当地医生多在英美接受教育，但很少有专科医生。尤其是神经外科，多是雇用古巴神经外科医生，有了重病还得把病人送到美国或是古巴，国家要花很多公共资源。因此，总统先生才要求中国派神经外科专科团队来帮助他们。
当地的医生和老百姓对中国的情况了解不多，对中国医生存在一种观望态度。张鸿祺的医疗队进医院医院时，医院里无人专门接待和介绍情况。他们仅仅是作为普通医生被安排工作，甚至作为各科室的人力补充去当劳动力。
但张鸿祺既谦虚待人，又保持了中国医生的职业自尊，凭借执着的开拓精神和精湛的医学技术，很快打开了局面。到达仅仅20余天，他就在医院开展了首例介入手术，成功为患者栓塞了颅内动脉瘤。
“那天是周六，我们接诊了一位58岁的女性患者，是蛛网膜下腔出血。虽症状较轻，但必须立即检查出血原因，决定下一步治疗方案。”
让张鸿祺为难的是，CT血管造影（CTA）这种常规检查，在这个医疗条件落后的地方，尤其是周末，是无法进行的。但不经过检查，就无法确诊患者的出血原因。
张鸿祺动用了自己20天来刚刚建立起的人脉关系，请来了医院——医院的放射科主任Dr.Ojar医院的神经外科主任Dr.Spine，在周末破例完成了CTA的检查，诊断出出血原因是颅内动脉瘤。情况危急，必须马上做手术。
让他始料未及的是，由于当地医疗太落后，他们所在的医院基本不具备做神经外科手术的条件。没有导管室，没有介入栓塞材料，没有动脉瘤手术器械，当地的医务人员也没有配合的经验，难以进行下一步治疗。而岛上另一端的医院虽不能做手术，但有血管造影机器，可以做介入治疗。
然而，张鸿医院没有注册行医许可。而且要向国家卫生部申请治疗这个动脉瘤患者的经费配额，至少需要一个月的时间！左也不行，右也不行，怎么办？
面对困难，他没有退缩。
“病人就在我们面前，我们只有积极想办法，克服困难。困难没有办法多，不能轻易放弃！为此，我们想办法尽快通过烦琐的审批手续，获得了在医院行医的资格，医院的库房里找到了三年前一位英国医生留下的介入材料，最后从一位旅居当地的奥地利医生手里借来了几枚动脉瘤夹……”
时间在流逝，患者的状况也越来越差。如何快速解决中国医疗队的需求，对当地医政部门来说，也是一个挑战。一周的时间很快过去了，患者的治疗配额审批还在走着漫长的公文手续。“我们每天都在协调各层关系，同时祈祷患者的动脉瘤千万别再破裂。”
可现实并不总遂人愿。不幸的事情还是发生了，第二个周一的早晨，患者发生了二次出血，并很快陷入昏迷状态。
张鸿祺可选的路已经不多了：不治，患者肯定死亡，但医疗队不会有任何责任；治疗，患者有可能生还，但团队要冒极大风险，付出更多努力，获得各方批准，打通应急通道。
与家属沟通并获得家属的同意后，张鸿祺和同事们毅然选择了第二条路。这几乎不是一场手术，而是一场远在异国他乡的医疗外交。
张鸿祺和同事们找医院的医疗总监（CMO）、首席执行官（CEO）、首席运营官（COO）磋商手术所需条件；找所在国卫生部协调相关批准手续；找司机班派车；医院的护工经理、护理部，调配转运的护工和护士；申请医院导管室、麻醉科的合作；调用栓塞材料；甚至动用警察局为救护车开道……从早上8点到下午5点，一切才算准备就绪。
医院里的战斗才刚刚开始：这显然要比协调院外的各项工作要顺利得多，毕竟是自己的拿手绝活。病人麻醉后，张鸿祺仅用了十分钟就做完了造影确认了动脉瘤，然后很快用球囊辅助在动脉瘤里填塞了数枚弹簧圈，栓塞了整个动脉瘤，成功去除了患者颅内的“炸弹”！
但还没有到欢呼的时候！这里不像在国内，病人术后可以立即转回监护室，进行下一步的脑室外引流手术，而是又得乘坐两个多小时的救护车转回岛内另一端的医院，在那里做引流手术。
这一路让张鸿祺担惊受怕，紧张万分：怕患者颅压高会出脑疝；怕她缺氧；怕她呕吐会误吸；怕……一系列的担忧和对各种可能出现的情况的预案，在张鸿祺脑中不断闪过。他眼不错珠地盯着监护仪，心里不住地念叨：快点吧，快点吧，医院！
幸亏是半夜，救护车总算顺利地回到医院，病人被直接送到手术室做了脑室引流手术。术后病人逐渐稳定下来。几经波折，这个病人终于得救了！
这是该国历史上第一例动脉瘤栓塞手术，而且是在几乎不具备手术条件的情况下进行的，让无数个不可能变成了可能！这件事震惊了该国医疗界，医院的医护人员无不称赞：“中国医生，好样的！”
随着这例病人的成功治疗，中国医生名声大噪。该国历史上的一系列“第一”不断被创造：
第一例复杂颅内动静脉畸形栓塞术、第一例全脑血管造影术、第一例颅内动脉瘤栓塞术、第一例神经阻滞镇痛治疗、第一例术中神经电刺激检测、第一例术中B超引导下的中心静脉穿刺置管术、第一例经颅多普勒超声检查、第一例冠状动脉造影术、第一例下腔静脉滤器植入术、第一例肌电图检查、第一例床旁支气管镜检查及治疗、第一例术中血液回收技术应用、医院第一例显微神经外科手术……无数个第一，有些甚至是国际领先水平的手术，让张鸿祺及其队员们从被质疑到被认可，再到被折服和被追逐。
中国医生在当地掀起了“中国旋风”。等候中国专家诊疗的患者排成了长龙，当地主流媒体大量报道。
该国卫生部部长和当地主管官员称：“中国医生进行了开创性的工作。”总统和总理先后接见中国医疗队，感谢中国首批医疗队用高超的医术为当地人民提供了先进、周到的医疗服务。
一位在英国学习了十余年的影像科主任说：“我医院开展介入诊疗，为患者服务，但英国人不教我。是中国医生的到来，让我重新燃起了心中的希望，重新追逐自己的梦想。”
半年来，中国医疗队独立完成和指导手术例，查房次，会诊例，超声检查人次，门诊诊疗患者人次，讲座授课67次。
在张鸿祺的努力和凌锋教授的帮助下，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破天荒举办了第一次世界神经外科联合会（WFNS）国际临床神经外科学习班，邀请各国专家共赴该国切磋专业技术。该国卫生部部长号召全国的神经外科医生，利用中国医疗队所在的六个月时间，向中国医生学习先进的技术。
在多天的行医历程中，张鸿祺和同事们用卓有成效的工作赢得了当地民众的赞誉，媒体也蜂拥般地采访和报道中国医疗队。
在一次采访中，记者告诉医疗队队长张鸿祺：当地的人民特别感谢中国医疗队为他们解决了很多问题。张鸿祺却说：“你们应该感谢你们的政府，是他们请我们来的。”此话登在报纸上，大大加强了两国政府的友好关系。
中国医疗队还分别受到该国总统和总理的接见。卫生部部长也在采访中特意向张鸿祺队长和全体队员表示祝贺，并感激地表示：“仅仅几例脑血管病介入诊断及治疗，已经为政府节省了近万美元的公共医疗经费。”他还特地来参加WFNS的神经外科学习班，并号召全国的医生都向中国医疗队学习。
凌锋教授深有感触，她由此看到了医疗在外交中的重要作用。当年中国的“两会”上，凌锋教授特别写了一个提案“大力支持和加强医疗外交，提升中国软实力”。该提案受到中央的重视，这一议题还上了全国政协双周协商座谈会。由此促进了中国志愿医生“扶贫、义诊、救灾、援外”的行动，对改变中国医疗援外的模式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七、“走麦城”的内心修炼
张鸿祺是全国神经介入委员会主委、医院统管十个亚专业组的大神经外科主任，是中国现行神经外科医生中的佼佼者，可以说是功成名就。
他若振臂一呼，也是有数千人响应的。但从张鸿祺身上却看不到一丁点儿得意之形。他总是微皱着眉，快步地走，似乎心里永远装着想不完的事。他做过很多漂亮的手术，但你在他脸上永远看不到“过五关斩六将”后的喜形于色。
在凌锋教授的眼里，他是一个对医学中的很多问题都充满好奇、具有极强钻研精神的学生。他会对每个问题反复琢磨，对每个手术追求完美，对各种“走麦城”的教训常常回顾——这恰恰是给他心中压上沉重石头的原因，他把这称作“内心的一种修炼”。
“很多事情在心里翻来覆去的，有时候会像虫子噬咬着心那么痛，但我不愿意把这些事情忘掉。”
张鸿祺再三强调，一个好医生是在很多失败中磨炼出来的。“很多事情一直在心里转悠，大部分是残疾或者死亡的病例。有的是自己尽了力的，有的是完全没有想到的。最后在脑海里留下一些印迹的，大部分是一些悲伤的事情。”
张鸿祺永远不能忘记那个脊髓血管畸形的女孩。
她的脊髓曾经出过血，造成过瘫痪。医院的时候就已经给她做过一次手术，手术后她也基本恢复正常，但病情非常复杂，未能治愈。“后来她上大学的时候又加重了，要扶着墙才能走路。她来医院神经外科以后，我们给她做了脊髓血管造影，发现畸形团有明显的变化，并且有两处。”
面对这个检查结果，张鸿祺也深感棘手。
“对于复杂脊髓血管畸形，通常可以先治疗其中的一个部分，然后观察疗效，再做进一步的治疗。就像喝汤放盐，要边尝边放。一下放一大勺盐，这汤就没法喝了。可是，她的父亲找我的时候态度非常坚决，要求我一定彻底治疗，一步到位，因为她家的经济情况不太好，支撑不了她做第二次手术。”
面对这样的患者，内心的善如何表达？面对患者的经济窘况，医生如何避免情感因素的干扰，理性而审慎地做出正确的治疗选择？事实上，这也是对医生的挑战。
“在评估的时候，我心里就有点犹豫。到底要做到什么程度？她父亲的态度非常坚决，这种坚决使我们也有些不理智了。那天，这台手术做的时间确实非常长，从上午一直做到了晚上12点。手术做得非常细，神经电生理监测也给了我们很强的信心。
手术过程中，患者的体感诱发电位和运动诱发电位一直很好。半夜一两点钟出手术室的时候，我们都觉得完成了一件艰巨的工作。她刚从手术台上下来的时候，腿脚都还能动。但第二天早上我7点钟去查房的时候，这个小女孩就哭了，她的下肢不能动了，感觉和运动能力都没有了！”这样的结果，是张鸿祺及其团队没有料到的。
“手术以后，她又做了康复，用了很多药，但是都没好。她医院住了很长时间。她医院的护士，后来她就回唐山继续治疗了。过了半年我去唐山的时候，特意去看望她。
在病房里，她一直躺着，下肢还是一点不能动。她说，张叔叔我给你看个东西。等她拿出来我一看，那是两个残疾证：一个是她哥哥的，从小就智障；另一个是她的。”说到这里，张鸿祺哽咽失声，无法自已。
当医疗意外发生的时候，患者和家属可能并不知道，有良知的医生像他们一样痛苦。但像张鸿祺这样，回忆起失去健康的患者时，竟然失声痛哭，除了有强烈的自省精神之外，还如梁漱溟先生所说，能够“自识其本心”。很显然，张鸿祺的“本心”，就是极力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张鸿祺此时不是作为一名高年资的医生，而是作为一个“人”，同情和关怀着另一个“人”。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但当无法避免的噩运与不幸的家庭搅在一起的时候，就连理性的医生也会深陷其中，为患者的命运而悲怆。
“我为什么举这个例子呢？她醒了以后，应该是一种掉入深渊的感觉——下肢不能动了。她母亲是一个截瘫病院的护士。唐山大地震的时候，所有截瘫的患者都在那儿。她母亲一辈子都在与截瘫患者打交道，她从小就在妈妈的单位里目睹了截瘫患者的痛苦。她哥哥智力存在缺陷，本身就是家里的负担。现在她也瘫了，连自己都照顾不了，她父亲又是一个下岗工人，谁又来照顾哥哥、照顾家呢？这是非常悲惨的家庭遇上了更加悲惨的事情。她母亲也从截瘫病院退休了，她在截瘫病院住了半年，每回院长见着她母亲都催她出院。”
张鸿祺说：“回来以后我就在想怎么能帮她。每月给她一些钱或者把医疗费用全包了？这也不是做不到，但她从心理上可能无法再站起来。我想，可以给她买个轮椅或者防护床的坐垫，她多出去活动活动，可能会对恢复有所帮助，就买了给她寄过去。但从心底里，我觉得她肯定不会恢复了。后来的影像学研究发现，她整个脊髓的静脉形成了血栓，并延续到脊髓内，髓内的静脉血液引流不出来，最后导致脊髓水肿坏死，她就永远瘫痪了。
尽管如此，我还是一直激励她，鼓励她在轮椅上学习。人的下肢只是代步工具，不能用腿走路还可以用轮椅活动。她的大脑很健全，完全可以完成学业。我的想法是，最起码她大学毕业后，靠大学毕业证和残疾证还可以维持生计。后来，我通过各种途径找到她的校长，把她所有的费用都免了，考试的时候请老师去她家里上门为她安排考试。”
张鸿祺尽了他所有的能力去帮助这个患者。也许有人会说，如果每个患者都去这样帮助，医生岂不是要忙死？万一患者是个“医闹”，岂不是要官司缠身？
张鸿祺坦率地说：“我也想过。若对每个患者都这样的话，我的人生会不会变得太灰暗。但是转念一想，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些事情其实都是人生必需的修行。对我来说，这些经历都是心灵的成长。当然，有时候这确实也是一种自我折磨，也很难对别人言说。”
在这个事件中，张鸿祺根本没有考虑过自己的处境，即是否对他的声誉有负面影响，患者是否会索赔，是否会“医闹”，而是把
